《知识经济时代呼唤国企改制》
发布时间:2014-12-29 12:27:37
知识经济时代呼唤国企改制
傅炯生
多年来,一些企业改革家总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影响经济体制,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环境,并不能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那种“国家投资、组织任命、大家分享”的大工业思想与传统企业管理体制的简单再生产方式,已远远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组织新的知识经济体制运行,不仅仅是科技界的要求,而且已成为全民的广泛共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一句格言,而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到的充分体验。国企产权制度的改革和知识经济体制的运行,必然会带来科企结合的新型产业发展的机遇。
企业,本是知识经济创新系统的主要机构,是最具实际的一个经济生活团体,它由各个不同的岗位和不同类型的人员组成,它依据经济效益而生存、依据经营能力而兴旺、依据技术创新而发达。它的全部生产经营活动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处于中心地位的企业经营者如何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非常细致的问题。一个企业能否不断创新立业,除一些客观因素外,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及掌握这种运行机制的人。企业的整体素质和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则是创新活动全过程的保证。然而,多少年来,企业用人并不一定是以能力强弱而论的,很大程度是由企业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所形成的。企业用人与企业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反差。
国企经过1979年的简政放权、1981年的经济责任制、1983年的利改税、1987年的承包经营、1992年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前五次改革,虽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也解决了一些阶段性问题,企业有所发展,生产率有所提高,但受旧体制的影响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不到位,使企业的责、权、利严重脱节,造成管理混乱,国有资产流失。一些国有企业看起来“红红火火”、“欣欣向荣”,不知什么原因,在短期内突然间出现严重亏损,以致使整个企业无法运转,尽管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终究没有走出困境,而且越陷越深,最后濒临破产。
然而,一些自带产权、拥有民间科技的民营乡镇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境况就不一样,生产经营却越来越红火,不少企业已成了“厂小根基深、人少贡献大”的优秀企业,创造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好成绩,有的产品还打入到国际市场。有些人赞叹地说:“国营干不过集体、集体干不过个人”。究其原因,主要有五点:一是国企领导是组织任命吃“皇粮”的官;而民营乡镇企业是大家推选出来的,干不好就要下台的“官”。二是国企资产是国家的,人人有份人人不负责;而民营乡镇企业的资产是大家入股集资来的,亏了败了人人都要承担。三是国企人员人浮于事,以养人为主;而民营乡镇企业一个“萝卜”顶个坑,能一个人做的事决不要两个人。四是国企人员工资带福利性,有困难还可以补助,与贡献大小脱节,而民营乡镇企业有盈利才有分配,亏了自己赔。五是国企决策系统繁琐复杂,受到很多条条框框的制约,好多机会往往错过;而民营乡镇企业一捕捉到讯息,商量一下就干,快速敏捷,应变能力强。
从知识到经济,主要载体是人。构建现代企业,仅有一个好的体制和机制,没有一个形成风险投入的领导集团和一大批能超前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知识就难以转化为经济。而人才,从人体的成长、取得知识到运用这些知识到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无不与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而现行国企领导层,推行的是组织任命制,顺民意的少,由上级组织任命(或聘任)的多,他们的就任与离任都是组织行为。尤其是困难企业,有些还是本人不愿意或不满意这种安排的“维持会长”。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国企领导与本企业专业不对口或根本不适合这一岗位,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点到这一岗位上来的。这种组织任命的官,肯担风险的少,大多亏了就“跳槽”,不能与企业共“存亡”。
当前,国有企业正处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传统管理与现代企业制度交织、两种体制并驾存在的过渡时期,一些企业赶不上改革发展的步伐,在企业管理中出现了空洞。有些企业甚至还出现了严重问题,如隐形亏损、国有资产流失、厂务不公开、企业法定代表人侵害法人和职工群众利益的现象。还有一些企业领导人,为了体现其政绩或获取不正当利益,在数字账目上做文章,采用虚报库存、不提或少提折旧、拖欠税款、应付不付等方法,任其隐形亏损和国有资产流失,甚至虚报冒领、贪污受贿、违法犯罪。广大职工群众对国企的这种现状,从内心呼唤着改制。
建立一个有利于知识创新活动的体制和法、理、情相统一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重点是保护人才,合理使用人才,最大限度地去激励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一种社会酿造人才,人才促进社会变革,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人才机制。用一大批善于管理的科技帅才来管理企业,坚决打破封闭,倡导合作,积极引进科技人才,开展合理竞争,尊重对岗位技术的自主选择,竭力摆脱人的被动客体地位,不断创新,国企才能依托科技知识的生产和高新技术的迅速产业化来发展壮大自己。
傅炯生
多年来,一些企业改革家总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影响经济体制,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环境,并不能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那种“国家投资、组织任命、大家分享”的大工业思想与传统企业管理体制的简单再生产方式,已远远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组织新的知识经济体制运行,不仅仅是科技界的要求,而且已成为全民的广泛共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一句格言,而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到的充分体验。国企产权制度的改革和知识经济体制的运行,必然会带来科企结合的新型产业发展的机遇。
企业,本是知识经济创新系统的主要机构,是最具实际的一个经济生活团体,它由各个不同的岗位和不同类型的人员组成,它依据经济效益而生存、依据经营能力而兴旺、依据技术创新而发达。它的全部生产经营活动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处于中心地位的企业经营者如何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非常细致的问题。一个企业能否不断创新立业,除一些客观因素外,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及掌握这种运行机制的人。企业的整体素质和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则是创新活动全过程的保证。然而,多少年来,企业用人并不一定是以能力强弱而论的,很大程度是由企业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所形成的。企业用人与企业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反差。
国企经过1979年的简政放权、1981年的经济责任制、1983年的利改税、1987年的承包经营、1992年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前五次改革,虽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也解决了一些阶段性问题,企业有所发展,生产率有所提高,但受旧体制的影响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不到位,使企业的责、权、利严重脱节,造成管理混乱,国有资产流失。一些国有企业看起来“红红火火”、“欣欣向荣”,不知什么原因,在短期内突然间出现严重亏损,以致使整个企业无法运转,尽管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终究没有走出困境,而且越陷越深,最后濒临破产。
然而,一些自带产权、拥有民间科技的民营乡镇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境况就不一样,生产经营却越来越红火,不少企业已成了“厂小根基深、人少贡献大”的优秀企业,创造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好成绩,有的产品还打入到国际市场。有些人赞叹地说:“国营干不过集体、集体干不过个人”。究其原因,主要有五点:一是国企领导是组织任命吃“皇粮”的官;而民营乡镇企业是大家推选出来的,干不好就要下台的“官”。二是国企资产是国家的,人人有份人人不负责;而民营乡镇企业的资产是大家入股集资来的,亏了败了人人都要承担。三是国企人员人浮于事,以养人为主;而民营乡镇企业一个“萝卜”顶个坑,能一个人做的事决不要两个人。四是国企人员工资带福利性,有困难还可以补助,与贡献大小脱节,而民营乡镇企业有盈利才有分配,亏了自己赔。五是国企决策系统繁琐复杂,受到很多条条框框的制约,好多机会往往错过;而民营乡镇企业一捕捉到讯息,商量一下就干,快速敏捷,应变能力强。
从知识到经济,主要载体是人。构建现代企业,仅有一个好的体制和机制,没有一个形成风险投入的领导集团和一大批能超前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知识就难以转化为经济。而人才,从人体的成长、取得知识到运用这些知识到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无不与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而现行国企领导层,推行的是组织任命制,顺民意的少,由上级组织任命(或聘任)的多,他们的就任与离任都是组织行为。尤其是困难企业,有些还是本人不愿意或不满意这种安排的“维持会长”。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国企领导与本企业专业不对口或根本不适合这一岗位,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点到这一岗位上来的。这种组织任命的官,肯担风险的少,大多亏了就“跳槽”,不能与企业共“存亡”。
当前,国有企业正处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传统管理与现代企业制度交织、两种体制并驾存在的过渡时期,一些企业赶不上改革发展的步伐,在企业管理中出现了空洞。有些企业甚至还出现了严重问题,如隐形亏损、国有资产流失、厂务不公开、企业法定代表人侵害法人和职工群众利益的现象。还有一些企业领导人,为了体现其政绩或获取不正当利益,在数字账目上做文章,采用虚报库存、不提或少提折旧、拖欠税款、应付不付等方法,任其隐形亏损和国有资产流失,甚至虚报冒领、贪污受贿、违法犯罪。广大职工群众对国企的这种现状,从内心呼唤着改制。
建立一个有利于知识创新活动的体制和法、理、情相统一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重点是保护人才,合理使用人才,最大限度地去激励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一种社会酿造人才,人才促进社会变革,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人才机制。用一大批善于管理的科技帅才来管理企业,坚决打破封闭,倡导合作,积极引进科技人才,开展合理竞争,尊重对岗位技术的自主选择,竭力摆脱人的被动客体地位,不断创新,国企才能依托科技知识的生产和高新技术的迅速产业化来发展壮大自己。